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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庭诞生释放三大意义

社会法庭是法庭的社会化,是指独立于法院正式的调解和审判机构之外,在一定区域内选任一些具有威信力和法律基础的人做社会法官,依照村规民约、风俗习惯、法律法规解决基层人民那些还上升不到法律层面的纠纷,使其真正消弭于无形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是一种创新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但是如要让社会法庭形成一种独立的非诉调解机制,当作一种制度运行下去的话,就必须得上升到一定的立法层面,通过具体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其运行。要想建立社会法庭有效的运行机制,首先需正确把握社会法庭的定位。对此我们必须从深度上理解社会法庭建立的目的和作用,社会法庭的建立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法院工作案多人少、案结事不了的难题,也是破解当前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及时化解的需要,是落实中央政法委部署的“三项重点工作”、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和基础群众自治建设的有益尝试,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社会法庭具有最亲和、最便利、最快捷、最低本和不收费、不结怨、不繁琐、不上公堂的特点,因此,社会法庭的定位要突出社会性、群众性、自主性、自治性的特点,社会法庭的定位应当是在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司法推动、群众参与下,聘请德高望重、热心公益事业、有较好解决纠纷能力的群众担任社会法官,依据村规民约、伦理道德、人情大义、自主协商、调处民间纠纷的一种新型群众性自主组织。

社会法庭不是社会和法庭的简单混合,而是两者的有效衔接,即在法院与社会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建立一个实体,创新一个机制,实现两者之间的衔接,发挥各自的优势,避免各自的不足,畅通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渠道,做到纷消事了、人民满意、促进社会和谐。它通过人民群众推荐,按照一定程序审核聘任一些社会法官,在人民法院的指导下,来解决纠纷。这不仅简化了繁琐的诉讼程序,也更符合现代社会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起到了化解纠纷、分流案件的作用。同时,选任“社会法官”的断案方式,充分保障了当事人民主、自由的选择权,体现了司法民主的价值追求。

知识产权社会法庭基于专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社会法庭。即由当事人自由选择“社会法官”,运用乡规民约、人情大义、伦理道德、法律知识,来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的基层自治组织。

知识产权社会法庭具有合法性、协商性、便捷性、公益性等五个主要特征:

1、合法性。从法律角度分析,知识产权社会法庭具有一定的组织性,纪律性,具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有自己的负责人、工作人员、辅助人员等,并对该组织负责。从政治领域,只有被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内容所承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合法性。虽然目前还没有制定详细的法律规定和制度,但在现行法律条文中,还是有很多参照规定的。并且在实际运行中,受到了各部门的高度重视,河南省高院也为此制定和出台了数个指导意见和办法,以规范知识产权社会法庭的工作开展。

2、协商性。协商性是指在解决知识产权矛盾纠纷中以理性的沟通让双方当事人当面对话,以主体间的合意取代了裁判者的定,并最终以妥协的正义或称之为协商的正义互利的正义取代分配的正义。

3、便捷性。便捷性是指在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过程中,主要以调节的方式,不拘泥于任何特定的形式,使双方当事人都能积极主动,促使当事人快速达成共识,解决矛盾。

4、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指社会法庭的社会法官都是公益性的为社会做贡献,解决行业内的纠纷,不图回报和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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